合作医疗工作队结束以后，我被分配到红山地区医院，1970年11月13日上午我乘乌丹到红山的长途汽车，去红山地区医院报到。这不到一百公里的路，汽车足足开了3个多小时，虽说路不太平整，可车开的还算平稳。但是快到红山时，汽车随着起伏的路面开始猛烈的颠簸起来，而且尘土飞扬，我想这就是当地人说的“搓衣板水泥路”吧。“搓衣板”是说路面不平，像搓衣板一样锯齿形，波浪起伏；“水泥路”是说遇到下雨，路面就坑坑洼洼，泥水四处流淌。车外风很大，车好像不是在向前开，而是被风刮着向前跑。我们前面本来有一辆车，但是看不见车，只看见一团灰尘被风刮着疯狂的向前飘去。中午10点左右车到了终点红山长途汽车站，红山地区医院的李占全赶着一辆毛驴车来接我。我已经习惯了坐毛驴车，这是当地最普遍的交通工具，人们叫它“驴吉普”。医院离车站不远，十多分钟就到了。院长张洪早以让人把我的单身宿舍准备好了，这是一个单间，屋里有一个小炕，一个火炉，一把椅子和一个办公桌。虽然很简单，但是干净利索，对我这个刚出校门的学生来讲，已经很满足了。李占全和李君源帮我把行李搬进宿舍安顿好后，去见张洪院长。院长非常客气，非常热情的一边介绍医院情况，一边领我到各个科室看看。医院在红山镇的西北角，仅有一栋足足有二百米长的红砖瓦房。张洪院长介绍说，这是五八年苏联支援红山水库建设时建的临时医院，准备在水库和发电厂建完后，再重新建医院。后来苏联专家撤走，发电厂工程下马，新建医院的计划自然落空了，就留下这样一个很不规范的红山地区医院。院长领我从医院的最东头开始，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介绍。最东头是库房和药库，然后是我的宿舍，我宿舍的隔壁是财会室，在财会室看到了会计，就是和李占全帮我搬行李的李君源和小国；然后是护士单身宿舍，接下来是药局，在药局我们看到了药剂师王化彬、于淑青；下边是门诊，第一个诊室，一名医生正在给病人检查，院长介绍这是内蒙古医学院毕业的王越峰大夫，是外科医生；在第二个诊室有两名医生出诊，张院长介绍左边的一位说，这是内蒙古医学院毕业的李玉梅大夫，是刚才看到的王大夫的爱人，然后介绍另一位说，这是李玉兰大夫，赤峰卫生学校毕业，他们是妇产科和儿科；到了中医诊室，张院长指着一名大个子女大夫说，这是我爱人叫王秀芝，我们都是内蒙古中医学院毕业的；在防疫室看到了接我来的防疫员李占全，院长说李占全还兼化验员，可是化验室什么都没有，只能作血、尿、便常规；在保健室看到了小彭；在手术室看到了一位男护士，院长介绍他是张纯儒参加过抗美援朝。说是手术室但是非常简陋，里外两间，外面一间是准备室，里面一间是手术间，只有一张很旧的手术床；处置室没有人，在病房看到了赤峰卫生学校毕业的护士肖淑兰在给病人作处置，病房也很简陋，只有几间病房有床，其他病房都是大土炕。最后到食堂，食堂在门诊和病房的中间，炊事员毕川林正忙着准备午饭。食堂也很简单，里面一间是厨房，外面一间是一个只能放一张桌子的小餐厅。整个医院没用半个小时就看完了，医院虽叫地区医院，但和乡卫生院差不多，只有14人我来了才15人，门诊不分科，医生是全科医生，来什么病人看什么病人，只是王越峰侧重外科，李玉梅侧重妇产科、李玉兰侧重儿科和产科，实际上王秀芝也看妇产科。医院看完了，院长说也到中午了，你去吃饭，然后先休息两天，到镇里转转，不用着急上班。中午吃饭时我才发现，医院的食堂是职工和患者共用的，只不过患者不在餐厅就餐，打了饭回病房吃。而职工只有我和护士肖淑兰是单身，其他人都回家吃饭，偶尔在食堂吃或买回家去吃。炊事员毕川林是一个活跃分子，不论是职工还是患者他都开玩笑，大家都说他能“骚”，是说他能调侃的意思。看上去年龄很大，我没细想就叫了一声毕大爷，这一下他可有说的了，见人就说，而且让医院的医生护士叫他叔叔。肖淑兰从赤峰市分配来医院二年，他知道毕师父的性格和年龄，他说他才42岁，长的老一点，以后不用和他客气，他没大没小，不分男女和谁都闹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毕师父的性格代表了当地一种风气，大家没事就聚在一起开“骚”，你要总是一本正，大家会说你傲气，瞧不起人。开始我很不习惯，有一次毕师父就说，小王大夫（因为在医生中，我年龄最小，所以大家都叫我小王大夫）大家都说你高傲，其实我看不是，今后你也要和大家多聊聊。午饭后我到镇里走走，在医院的南面一道之隔是红山中学。东南五百米左右是公社革委会。路过红山中学，向前走是一条东西方向通往玉田皋、乌兰敖都、白音套海公社的公路，也是红山镇的中心。在路的南侧是红山商店，商店的西边是木工厂，木工厂的斜对面红山镇的最西边是土特产公司。从商店向东走，红山镇的最东边是长途汽车站，长途汽车站的斜对面是邮电所。除此之外，再没有什么大机关了。百十户人家，就分布在这条公路两边。一个小时左右，我走遍了红山镇。当我回到医院时，毕师父赶着一辆毛驴车，车上装着一个大铁桶。我问毕师父干什么去？他说去拉水，出于好奇我跟他去了。从医院出来向北走将近五百米，就是红山水库，因为没有井，一切用水都要到水库来拉，这也是红山镇的唯一水源地。在这秋尽冬初的时候，没有风，天空是蔚蓝的，湖水澄清得成为一片碧绿。向远望去太阳照耀着这平静的湖面，就像一面远处边缘模糊的，平平的反着光的镜子。近处的湖水轻软的，光滑的微波，连连地，有节奏的亲吻着沙岸。湖岸上没有高山，没有树木，映在湖水里的只有长着荒草的土丘，而现在草也没了绿色，一片枯黄。下午我在宿舍里看书直到吃晚饭。夜幕降临，晚上医院四周一片漆黑。在两百多米的长的门诊和病房里，只有我在最东头，护士小肖离我两个房间，毕师父在中间，有三名患者在最西头病房。在门诊药局和食堂前有两盏闪着冷光的灯，昏暗的灯光和死一样的平静，使人感到有些恐怖。这一切并没有影响我的睡眠，疲劳让我很快进入梦乡。
(一）一医一护的全科病房
第二天八点，我找到张院长要求上班，因为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。张院长看我不想休息，就说我和张纯儒、李君源（他们三人是医院领导班子成员）研究了，让你负责病房工作，不知你有没有意见？我虽然感到有些突然，但还是答应了。然后院长让小国帮我领了一件白大衣、白帽子、听诊器、血压计、体温计等，就到病房去了。到了病房才让我感到震惊，原来病房只有我和护士小肖两人，无论病房收入内、外、妇、儿等各科什么病人，一切医疗工作都由我一个人负责。病房的医疗任务，要求我成为一名万能的全科医师。可我在校时学的主要是中医专业，西医课本来就少，加之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原因，不但中医没有系统学完，西医课更是走马观花。现在要中西医各科全上，可想困难有多大。但是退缩是没有出路的，只能在实践中学习。
（二）自我住院医师培训
从1970年11月14日开始，我就成了一名，名副其实的住院医师，每天二十四小时吃住在医院，而且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。只是我这个住院医师没有人指导，全靠自己管理自己，自学业务，各科轮转时间取决于住院病人，有那科病人就算转到那个科。在病人眼里，我是一个新来的非常负责，非常热心的医生。病人随叫随到，甚至病人不叫也到，因为我改变了早上、下午和晚上三次查房的常规，除三次查房外，我每小时查房一次，重病人甚至半小时一次或随时去看。我放心不下我的病人，不去看心理不踏实。这段时间我不出门诊，除了处理住院病人，就在办公室根据治疗住院病人的需要看书。每天晚上看书到11-12点甚至到深夜1-2点，困了就卷一支蛤蟆叶子烟（我从毕师父那里要来的，当地最冲的烟叶）吸上一口，开始每吸一口都呛得直咳嗽，但是马上就提起精神了。看完书要睡觉时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我就倒上一盅60度老白干酒，虽然很辣嗓子，可过一会就会昏睡过去。为了保证上午有精神头工作，早晨起来就到红山水库跑一圈，换换空气，提提神。开始的两个多月，由于压力太大，我是精神振奋，身体虚弱。这种生活规律一直延续二年多，直至我离开红山地区医院，很长时间我还是晚上11点左右睡觉，生物钟没有调过来。我的自学和自我住院医师培训是有机结合的，采取急用先学，长计划短安排的措施。长计划是西医从生理、解剖、病理、诊断等基础课和内、外、妇、儿等临床课系统学起；中医从内经、诊断、中药、方剂、中医基础课及中医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伤寒、温病、针灸等临床课系统学起。短安排就是病房里收什么病人，就先看如何治疗这种病的书。《内科急症》、《临床教材》、《农村医生手册》、清·张璐著《张氏医通》；《景岳全书》；秦伯未著《谦斋医学讲稿》、《医部全录·妇科》等成了我的床头书，另外《新中医》杂志（广州中医学院主办）是我每期必看的读物。由于医院非常简陋，没有X光、没有心电图、更没有B超和彩超，就连化验也只能作简单的血、尿、便常规，生化检查也没有。一切疾病的诊断都靠查体和问病史，这就要求我在西医的视诊、触诊、叩诊、听诊（既视、触、叩、听）和中医的望诊、闻诊、问诊、切诊（既望、闻、问、切），这些最基本的查体诊断手段上下功夫，这就是我们看病的基本功，那时我看病人的四件宝是听诊器、血压计、体温计和脉枕。现在城市大医院的医生，有了各种化验和仪器检查方便多了，同时也使他们忽视了查体和问诊这些基本功的训练，这是一种可怕的倾向。我在一个医学院门诊就遇见过一名教授，患者说他腰痛，他立刻让患者去作“磁共振”，患者说请您先检查检查，教授说不作“磁共振”检查什么？患者慕名而来挂了教授号，结果是挂了一个“仪器号”（磁共振）。当然我不反对应用现代化仪器设备，我希望这些检查手段的应用要更有针对性。
（三）难忘的死亡病例
在红山医院从事医疗工作期间，有两例死亡病例让我始终忘不了。
一例是，一年春季的一天接近中午，一名52岁男子因突然胸痛严重，出冷汗，恶心，全身无力，来医院门诊就诊，门诊王越峰大夫以“心肌梗塞”收住院。入院时患者症见：面色苍白，焦虑不安，大汗淋漓。皮肤湿冷，血压105/75毫米汞柱，心音减弱，心律失常。体温37°C。脉搏细而数，舌质暗红、有瘀点，苔薄。据患者和家属讲，患者以前有过胸痛、胸闷，但是休息一会就好了，赤脚医生给
测过血压说是高血压，也没在意。这次胸痛、胸闷严重，休息也不好，有要憋死的感觉，浑身无力，出虚汗，恶心欲吐，两个多小时才到医院来。我的诊断是：冠状动脉性心脏病、心绞痛、心肌梗塞。治疗：完全卧床休息；易消化、低盐、清谈饮食；硝酸甘油半片（0.25毫克）置于舌下含服；杜冷丁50毫克肌肉注射；苏合香丸每日两次，每次一丸；中药人参3钱，麦冬1两，五味子5钱，附子、干姜、甘草各3钱，水煎服。经过半个月的治疗患者好了，患者和家属甭提多高兴了，连同病房的患者都为之祝贺，我当然也美滋滋的。我说这个患者命大，发病后那么长时间才来医院，却没出问题，现在可以出院了。就在患者准备出院那天中午，患者高兴的一下子吃了六个大包子，他准备坐上家里的毛驴车时，突然晕倒在车下。当家里人把他抬回病房时，患者以停止了呼吸。我和王越峰大夫赶到病房，看到病人没有了心跳，停止了呼吸。虽经过心前区叩击，心脏按摩，向心脏内注射药物0.1%肾上腺素1毫升，人工呼吸等抢救措施，也未能挽救回患者的生命。问题出在哪里？可能是患者过度的兴奋和过度的饱餐，我很后悔出院前只是交代注意休息，不要过度的劳累和过度的精神紧张，没有特殊的强调注意情绪波动和暴饮暴食，一个小小的疏忽带来了不可挽回，不可弥补错误。患者对我和医院还是非常感谢，越是这样我越感到内疚。以后很长时间，只要走进那个病房，我就会想起那个高兴准备出院的患者。
另一例是，春季的一天下午，门诊李玉梅大夫以“发热待查”收入院一名47岁、男性患者。病人身体强壮，面色发红，有微汗，烦躁不安。患者既往健康，无外伤，无不洁饮食。患者只是说浑身难受，说不出具体疼痛部位。体温38C°，血压正常，心率80/分，脉浮、数，舌质红，苔黄。查体无异常发现，大小便正常，只能诊断为“发热待查”。采用物理降温，用冷毛巾敷头部。静脉滴注生理盐水，随时观察。并立刻请张洪、王越峰、王秀芝、李玉梅、李玉兰等全院医生来会诊。当他们来到病房时，患者开始更加烦躁不安，拼命的要拔掉静脉滴流，两脚乱蹬，家属按住他的双臂。这时患者已意识不清，不能正常回答医生的提问。会诊的结果和没会诊一样，诊断不清，维持原诊断。李玉梅建议针对患者狂躁不安，可否给适量的镇静剂，但是还没等用药，很快患者进入了昏迷状态，虽经抢救患者入院前后不到一小时死亡。这名患者不明原因的死亡，全院医生心里就像压了一块石头，都感到郁闷。在死亡病例讨论会上，大家反复分析死亡原因，因为中毒？没有中毒原因；心肌梗塞不像？急腹症，内脏出血？没有体征；尿毒症？糖尿病昏迷（酮症酸中毒）？脑膜感染？肝昏迷？都不像。王越峰考虑是肝昏迷，也拿不出更多的证据。由于医院没有理化检测，没有现代化的仪器设备检查，我们医生又没有更多的经验，又无法转院（因为离我们最近的上级医院沈阳医学院一0三战备医疗队、翁牛特旗医院、昭乌达盟医院等，都要走近百公里路，而且交通非常不方便），这名患者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。让我非常感慨，毛主席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的“六·二六”指示，何等重要。农村需要高水平的医生，农村医院需要装备现代化的仪器设备。（选自《我伴随新中国走过的路》）（待续）
中医精准养生网编辑：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