约翰·穆勒：以阅读疗法治好抑郁症
作者：王波
英国的阅读疗法研究比较繁荣，对阅读疗法在英国的发展史的总结也比较深入，据笔者掌握的材料，英国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关于阅读疗法的最早事例，是18世纪末美国独立战争期间，英军为抚慰因镇压独立而受伤的将士，而命令随军牧师将医院图书馆的书籍分发给伤兵，或干脆朗读某些篇章。但是英国的阅读疗法研究者，对英国历史上的大哲学家、大思想家等文化大师通过阅读进行自我心理调节的掌故总结不够。最近国内翻译出版的一本书《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》(Books and Sciences in History)，向我们披露了英国19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、哲学家、逻辑学家、伦理学家、社会活动家和社会改良主义者约翰·穆勒（John Stuart Mill，1806-1873），曾经有过刻骨铭心的读书自救的经历，堪称阅读疗法应用的先驱。穆勒的读书自救是典型的阅读治疗过程，简直就是英国阅读疗法发展史上的一个完美的案例标本，应该写进英国研究阅读疗法的专著中。
《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》于2006年2月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，该书是由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玛丽娜·弗拉斯卡-斯帕达(Marian Frascra-Spada)和尼克·贾丁(Nick Jardine)主编，动员20多位专家写成的，翻译者为北京大学科学哲学系苏贤贵教授领衔的学者团队。
该书的第16章为“阅读生理学”，涉及到了阅读疗法，作者是阿德里安·约翰斯（Adrian Johns），加州理工学院的副教授。此君在1998年曾由芝加哥出版社出版了《书的本质：印刷和知识的产品》（The Nature of Book: 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），1999年获得美国“著述、阅读与出版史学会”颁发的1999年图书奖。
该章的前半部分主要分析了以17世纪的哈佛研究生肯塔基为代表的一批炼金术士，由于过度钻研炼金术著作，从而在读书中产生幻象的阅读体验。当时社会上活跃着一大批炼金术士，由于极度迷恋于炼金，攻读起炼金术著作可谓废寝忘食。无奈前人传下的著作，文本和图片都极其深奥晦涩，阅读起来无疑于一场艰苦的精神修炼，很多人在这种修炼中走火入魔，产生了千奇百怪的幻觉。有人自称于目乏身困之时，伏书而睡，结果看到幻象，经神人指点，豁然开朗，炼出了金子。有人自称久读不得，干脆吃书解恨，不料一吃开窍，竟全然理解了书中的内容。对这些奇怪的现象，作者认为是无节制阅读而导致的激情放纵，是一种迷失了理性的精神症状——走火入魔。作者认为：“17世纪的阅读既体现了激情的所有好处，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它们的全部危险。阅读可能是启蒙和理性的基础，但是若使用不当，则也可能产生堕落、疾病、精神错乱，甚至死亡。”[i]
该章的后半部分的标题为“阅读与养生法”，论述的内容则大量涉及到17世纪阅读疗法的萌芽。根据作者的介绍，在18世纪早期，很多人怀疑阅读有益于健康，认为有学问的人之所以体弱多病，多是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阅读无度造成的，阅读是一种侵害健康的恶习。流行的行为指南书中大都删去了通过阅读进行养生的建议。很多人以吸收和消化的关系来比喻阅读问题，比如弗朗西斯·奥斯本反复强调过度阅读是一种不节制的自我放纵的病态，就像只顾吸收不管消化一样。他说，“吃透并完全消化几本书，远比口里含着几百本书对人的理解要有营养的多”；“坚决不要花时间来阅读，更不用说写作诗句，这样做就像是要花费更多力气、更多时间来咀嚼一块粗肉，这与它所提供的所有营养相比，得不偿失” [ii]。
直到1799年，蒙田和笛卡尔才完全将阅读列入养生法的范围，但是也提出了一些注意事项：你绝不该站着或饭后阅读；开始阅读之前先用冷水洗脸并走到房子外；只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阅读；大声地朗读，声音有助于洞察书中的观点是否符合德行；过度的阅读会使人的身体虚弱无力，还不如四处走走。约翰·洛克（John Locke）提出教育养生法的理论，认为阅读是教育养生法的途径之一，其作用在于使人养成克制感情、规范激情的习惯，以免让激情占了上风而破坏理智与健康。并指出妇女特别易于受激情的影响，代表着易于冲动的读者群体，应通过反复阅读、反复教育来学会控制激情。
根据该章提供的材料，英国对阅读疗法贡献最大的学者是穆勒。穆勒自学成才，一生醉心于社会科学研究，积极参与民主改革、社会改良运动，是英国19世纪最有影响、最博学多才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，在哲学、逻辑学、经济学、伦理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都有很深的造诣，著作丰硕。马克思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思想非常重视，在《资本论》和《剩余价值理论》中对穆勒的论著作了上百次的引证、注释和批评[iii]。
1826年秋，穆勒发现自己陷入了他后来所称的“神经麻木状态”中，干什么都觉得不快乐，“似乎没有余下任何东西，让我可为之生活了”。于是穆勒试用了当时所有的公认权威的忧郁症治疗方法，这些治疗方法作为传统的保健方法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。穆勒希望通过这些治疗，使忧郁状态能够自动消散，但是并没有奏效，于是他又尝试了阅读，但是即便阅读最喜爱的伟大人物写的历史书籍也于事无补。
穆勒认真对自己进行了诊断，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，由于博学的父亲的重视和教育，他已经养成了“分析”的习惯，让“分析”在头脑中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，只知道“机械地工作”，毫无“生气”地构筑理论并将其发表。穆勒突然领悟到，一个世纪前由哈特利所建立的联想心理学的理念是对的，教育最主要的目标是“形成有益健康的思想之间可能的最强有力的联想”。自己长期以来，因为只重视功利性的分析，虽然有消除偏见的作用，但是截断了创造力和感觉之间的自然联系，“分析”就像“激情和美德根部长久的蛀虫”，吞噬了自己的联想能力、敏锐感觉和对生活的激情。
精神的危机越来越严重，穆勒甚至认为自己的忍受期限不可能超过一年。要改变这种只有“分析”没有“联想”的忧郁状态，解救的办法只有阅读，而且必须阅读那些催人联想、令人感动的著作，以修复自己的联想能力。
在寻寻觅觅中，穆勒终于读到了第一本救命书——马蒙特尔（Marmontel）的《回忆录》。当读到马蒙特尔描述父亲去世时自己的反应那段文字：“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一家人的一切，自己将填补家人失去的一切。”穆勒发现自己的“灵感”来了，自己的联想和感动能力复活了。穆勒后来回忆道：“一幅逼真场面的构想及那种感觉出现在我目前，我感动得流泪了。”“我不再感觉无望：我不是一根木头，也不是一块石头。”这次阅读成了一个转折，穆勒从忧郁状态中解脱了出来，并创造出一种“生活学说”。这种学说就是“个人的内在修养是人类幸福的首要及必要条件之一”，“如果你问自己是否快乐，你就不再快乐。唯一的可能就是把快乐以外的目的作为生活的目的，而不是把快乐作为生活的目的”[iv]，倡导以努力维持“各种才能之间的适当平衡”来代替分析训练。穆勒认为欣赏音乐和阅读都是达成这种适当平衡的途径。
穆勒遇到的第二本救命书是威廉·华兹华斯（William Wordsworth）的诗集。他特别感谢与华兹华斯诗歌的邂逅，称其为治疗“我的精神状态的药物”。穆勒认为，华兹华斯对乡村事物和自然风光的描写，“不仅表述了外在的美，而且表达了动人的美景下所蕴含的感情和由感情渲染的思想”。从华兹华斯的诗歌中，穆勒“汲取到了一种内在的快乐之源”，得到了“情感的培养”，“快乐神经”受到激发，找到了“触景生情与想象的喜悦”，有了这种“教育”，他对自己根深蒂固的分析习惯不再畏惧。两相比较之下，穆勒认为拜伦的诗是“厌倦一切快乐的人的悲凄”，读拜伦的诗，相当于以悲济悲，对抑郁症患者来说负面影响极大。从此以后，穆勒以华兹华斯的诗迷自居，一直以对自己的抑郁症所起的作用为尺度，而不是以诗人的美德和气质为尺度，高度赞扬华兹华斯而强烈反对拜伦，到处宣扬是华兹华斯的作品治好了他的消沉。当时有位著名学者叫罗巴克，十分喜爱和仰慕拜伦，是拜伦的诗迷，认为拜伦的诗是人类生命之歌，而华兹华斯的诗不过是鲜花蝴蝶之歌。穆勒和罗巴克本无过节，但是为了维护拯救了自己的华兹华斯，他和罗巴克在辩论学会里花了两个晚上进行激烈的辩论，并因此导致两位日渐疏远。
上述以阅读疗法治疗忧郁症的经历，给穆勒的一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，在他的最后一本书，也就是他的著名的《自传》中，有一章的标题是“成长中的危机与进步”，该章用很大的篇幅来回顾这段历史。穆勒在自传中强调想象力的重要性，认为想象力是艺术家和诗人比历史学家拥有更高的“器官灵敏性”的一个表现。他通过自己的经历，充分认识到了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的伟大力量和神圣价值，坚决要求应该而且必须让优秀作家获得国家津贴，主张在大学里为作家设置职位，将目前“浪费在游手好闲的僧侣身上的钱”给作家们当津贴。他对于阅读的力量、书籍的作用、作者和读者的素质等问题的论述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穆勒的一些观点，至今还有显著的现实意义，比如他认为，印刷术发明后的时代，是一个阅读的时代，但是由于公众处于懒惰状态中，不习惯动脑筋，因此对他们来说，“不是谁最博学，而是最说得最频繁，才会对他产生影响”。这种看法，用来描述网络环境下的阅读状况，依然十分贴切。尽管穆勒在赞美阅读的养生作用时，提到了阅读的副作用，比如他认为，创作者个体不仅会把他们的优点，还会把他们的缺陷，通过阅读转移给读者，因而读者接受的，不一定是健康的东西。但是由于穆勒对阅读疗法的推崇远远大于他对阅读疗法的批评，所以热衷于渲染阅读的副作用的人，仍然总是把矛头对向穆勒，比如有的作家指出不恰当的阅读冲击了体育锻炼，破坏身心平衡，甚至降低民族活力，使人类出现返祖现象，以种种理由置疑穆勒的学说。
为了回应不同意见者的批评，穆勒特别指出阅读要注意保持适当的强度，他甚至为个人阅读的进程提出了建议，建议每天读多少页书为宜。此外，他还建议学生注意阅读课外书，建议国家把出资建设图书馆作为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，他以自己的经历说明图书馆不仅要向公众传授阅读的技能，还要传授阅读的愿望，更准确地说是阅读的感情。只有这样，民众的“心理”才能得到“培养”，才能养成运用“理解力”的习惯，民众才能成为“明智的共同体”，公众观点的形成、社会的稳定才有基础。
穆勒以阅读疗法治疗好自己的消沉后，著有《逻辑体系》（System Logic）一书，就方法论而言，该书的最大成就是向逻辑学贡献出了“归纳法”，就内容而言，该书是对自我修养的冗长论证，是对“行为学”的探索。该书认为，追求个人德行标准的幸福要远远大于功利主义的幸福，节制和平衡激情的传统是有其合理性的。穆勒在该书的结尾，又回想起了阅读华兹华斯作品使他由消沉转向康复的过程，他认为，知识的本质就是人们从阅读中所获得的洞见。穆勒进而将自己的幸福观十分形象地表述为：不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快乐，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满足的傻瓜快乐。中国当代哲学家周国平先生对穆勒十分推崇，在上海图书馆演说“善良、丰富、高贵”这个题目时，盛赞穆勒的精神快乐大于物质快乐的观点，他认为只要是享受过物质快乐和精神快乐这两种快乐的人，都会得出精神快乐更快乐的结论。每个人的天性里都有一个“不满足的苏格拉底”，可惜的是很多人的“苏格拉底”是沉睡的，甚至从来没有醒来，这是很可悲的。
《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》在第16章“阅读生理学”的“结论”部分指出，在近代早期，为了说明阅读的力量，人们总是回到古典医学和哲学中。亚里士多德、盖伦、希波克拉底等学者的思想中的对立概念，经常被意见相左的学者拿来作为抨击对方的武器。在启蒙运动时期，人们对阅读的作用的看法截然相反。有的人极度赞美小说的戏剧性力量，认为阅读小说可以给读者带来替代性满足，有益于读者的健康，如凯姆斯（Lord Kames）勋爵认为阅读是一种“梦游”，是读者在做“白日梦”，这种“理想的呈现”会给读者带来极大的安慰。而有的人则声称，他们是被卢梭的书赶到了床上，染上了感冒，几乎要发疯。有的人甚至完全拒绝读书，因为担心死亡可能发生。无论怎么说，人们之所以阅读，要么基于追求理性，要么基于追求长寿，理性和长寿是阅读的两大主题。因此可以说，关于阅读疗法的研究是阅读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。
穆勒的阅读自疗经历对当今中国的知识阶层，特别是大学生群体的精神健康救助颇有启发。一来，当代大学生的很多精神问题是由于读书时间太长，十多年寒窗，在应试教育高强度的单向训练下，分析能力日渐增长，情感和联想能力悄悄弱化，缺乏生活的激情，找不到快乐的根源，这和穆勒在20岁时遇到的困境完全一致。二来，当代大学生因为受教育的需要，生活范围长期局限在学校这个狭小的空间，对开阔心胸的自然风光和乡村事物缺乏直观感受，因为年龄尚轻，也未曾经历过生死离别等震撼人心的生命体验，需要借助于优秀的文学作品进行点拨，这也和穆勒当年的状态十分接近。因此，认真研读穆勒在其《自传》和别的著作中关于阅读疗法的认识和心得，研读穆勒竭力推荐的治疗抑郁症的特效书——马蒙特尔的《回忆录》和华兹华斯的诗集，对我们深化对阅读及阅读疗法理论和实务的探索，都很有现实意义。
参考文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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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i] 玛丽娜·弗拉斯卡-斯帕达，尼克·贾丁.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.苏贤贵等译.上海：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，2006：335
[ii] 玛丽娜·弗拉斯卡-斯帕达，尼克·贾丁.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.苏贤贵等译.上海：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，2006：335
[iii] 李志平.穆勒.北京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，2006：3
[iv] 约翰·穆勒著；郑晓岚，陈宝国译.约翰·穆勒自传.华夏出版社，2007：1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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